在高等教育实践中,"政治论"哲学观长期以来都占据着上风,高等教育也因此面临诸多问题,而按照逻辑经验主义的方式所构建的理论往往强化了这种向度,并在理论和实践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下,使之趋于"锁定"状态,甚至有时成为政策制定者和政策诠释者的"尚方宝剑"。因而有些学者对高等教育"适应论"提出的工具理性警示、政治理性警示、实践理性警示等也不无道理。面对争论,应该在承认高等教育"适应论"的重要历史意义的基础上,用发展的眼光、系统的眼光和辩证的眼光看待这一命题。 关于这场高等教育"适应论"之争,还可以从哲学方法论层面来评价。 首先,高等教育"认知理性观"者力图证伪高等教育的"两个规律"。撇开具体观点不论,应当肯定,质疑者勇于批判的学术精神有利于学科理论发展,这是促进本学科知识增长的一种重要途径。正如波普尔指出的那样,科学知识的进化就是猜想与反驳螺旋发展的过程。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发展至今,也迫切需要自我反驳与批判,唯有如此,高等教育学才能增强自身的前瞻功能并健康地发展。[15]同时,通过这样一场学术争鸣,也让我们看到,虽然目前还没有像西方某些学科那样形成多个学派并在学派间展开竞争,但我国高教界的学术原创性、思想性和批判性正在逐步增强,高等教育自己的研究团体和话语体系也在开始形成,学者间的思想碰撞也日益激烈,影响整个理论和政策环境的学术研究日渐增多。这些都是高等教育学当今研究中的一些实质性进展。按照科学历史主义的观点,这种研究团体间的对话和新思想的积累是科学革命得以发生和"范式"转换的必要条件,而科学恰恰是在范式转换中进步的。需要指出,托马斯o库恩所说的科学革命发生前后的范式间具有"不可通约性",而高等教育学的理论进展并不一定要在颠覆性的、爆发性的环境下实现,有时也表现为一种继承性和拓展性的进步。 其次,高等教育"认知理性观"者使用的是一种不同于逻辑经验主义的另一种分析问题的角度。社会科学有说明的社会科学、诠释的社会科学和批判的社会科学之分。在以往的高等教育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说明性研究、诠释性研究或简单的描述性研究,缺乏批判研究的基础。"认知理性观"者能通过批判性研究的途径来促进学科理论的发展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表明高等教育研究的方法论正在走向多元。同其他研究路径不同,批判研究所涉及的一般真理不可能通过参照当代秩序而被证实或证伪,因为它意味着可能存在着另一种不同的秩序。批判研究是要在扬弃传统理论的基础上,重新定义和审视社会的合理性基础,通过批判活动改造人类生存状况,它起着一种呼吁、催化社会变革的作用。批判教育学就是旨在抨击教育制度的弊端,在教育理论、教育管理、教育伦理等方面进行开创性研究的一个领域。从"认知理性观"者对"适应论"发起的批驳不难看出,其试图从根本哲学立场上颠覆多数人既有的看法,虽然高等教育分明是越来越跟社会经济相"亲和",但他们认为这是高等教育本真理想的失落,是越来越偏离正确轨道的危险信号,从而试图发起一场高等教育理论革命。这样的结论通过实证研究的途径是无法得出的,这正是批判性研究比较独特的地方。通过这种批判性分析,将超越高等教育理论思维和逻辑的简单概念化,将相关理论问题纳人内生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场景的元思考中。这不仅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教育两个规律"中的关切点,也促使我们透视高深学问探究和人才培养的复杂环境中的哲学、文化和社会分析维度。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从不同方法论出发来做研究的学者之间,可能存在话语对接的障碍。因为每一种研究角度都有自己特定的哲学假设、原则及如何做研究的立场。正是由于不同学者惯用的研究方式不同,学者之间在争鸣过程中的话语指向也会存在出人。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求人们加深对不同的科学研究方法论的理解,并在对话中运用替代的思维方式。 再次,虽然对传统高等教育理论的批判性分析,有助于把我们从单向度的认识论中解放出来,从而有助于丰富我们对高等教育理论的理解,且通过对不同观点间对立和冲突的反思,可以引领我们对高等教育理念的理解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但是,这种批判性研究过于知识化、理想化的倾向使其很容易脱离实践的诉求,甚至沦为"事后的哲学",始终进人不了政策话语的中心。高等教育"适应论"的反对者提出了问题,阐明了其学术思想,把"认知理性"置于一个新的高度,却未提出一个新的可用以指导实践的替代理论。因此,单单对传统理论进行批判和解构仍然不够,更重要的是建立起一套能得到广泛认可的新理论。拿公共行政学的例子来说,马克斯o韦伯建立起的官僚制理论,随着学科思潮的变迁,在近几十年受到越来越多的批判,如来自新公共管理的批判,来自后现代思潮的批判等,但无论人们如何批判其"工具理性"、"僵化"、"低回应性"或者"对人的束缚",却始终提不出一个比它更有效的、能取而代之的理论模式,因而公共行政的理论和实践依然脱离不了官僚制的基本框架。高等教育学在理论建设中同样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如何超越先前理论值得我们深思。 |